隨著體育成績在中考的權重不斷提高，青少年提升體能的需求大增，“補習體育”甚至也成了部分家長的“新焦慮”。
在很多城市，家長只需要通過手機下單，“體育外賣員”便會穿著運動制服，背著障礙桶、彈力帶、防滑墊等器材，給孩子帶來一堂體育課。而體育課的場景也從校園操場，變為了公園綠地甚至是小區樓下的開闊地。
中國新聞周刊了解到，部分家長出于學生假期保持運動習慣或應考的需求，催生了這個新業態。但目前，“體育外賣”由于“千人千面”的特性，仍沒有統一的服務標準和質量評估保障。
對于體育行業從業者來說，這片領域未來或許真的是一片藍海。
社交媒體搜索“體育外賣”已有大量教練在從業推廣 圖/社交媒體截圖
“體育外賣”，雙職工最愛？
2020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總體方案》和《關于全面加強和改進新時代學校體育工作的意見》。兩大政策明確提出“強化體育評價”“改進中考體育測試內容、方式和計分辦法，科學確定并逐步提高分值”。
此后，全國多地出臺政策對中考體育增加過程性考核。如北京各中小學，將四、六、八年級學生的體質健康測試結果計入中考，以北京為標桿，河北、天津、吉林長春、四川綿陽、陜西等地紛紛已建立過程性評價考核體系。
9月10日，武漢的朱女士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新學期上小學六年級的兒子，暑假平日主要是老人照顧。孩子每天作業做完，基本上就是躺在沙發上看電視。
“我們平日里早出晚歸，晚飯都很難與孩子一起吃，更不要提帶他出門鍛煉了。”朱女士發現，孩子因為缺乏運動，不僅體形變得肥胖，體能也很差，稍微活動一下就會喊累。
想到再過一年即將上初中，孩子也要面臨中考體育過程性考試，朱女士決定改變一下孩子的運動習慣。暑假期間，在同小區的其他母親的介紹下，朱女士抱著試試看的心態一起拼團下單了“體育外賣”。
在約定好時間后，一家青少年體育培訓機構的教練帶著器械來到了朱女士家小區，體育課便開在小區內的空地上。課程為單次結算，視人數多少收費每小時80至120元不等。
朱女士發現，提供“體育外賣”服務的老師并不是自己印象中兇巴巴的體育老師形象，反而很有耐心，通過部分游戲的形式調動孩子的積極性，并且在過程中持續給予孩子鼓勵。在“專人”的督促下，兒子的鍛煉動力還是得到了增強，幾次課下來，體重降低了一些。
在朱女士看來，對于自己家庭的現實情況來說，“體育外賣”服務是較為合適的選擇。首先是時間選擇靈活；其次，不需要家長送至機構處便可以完成，父母、老人甚至可以在家里廚房一邊做飯，一邊通過窗戶觀察課程情況。
更重要的是，相比起一些機構以“預付費”形式先收動輒數千、上萬元的課包，單次付費的方式深得朱女士的喜愛，“不會給人留下爆雷、圈錢跑路的印象”。
運動健身領域專家，精練GYM SQUARE創始人唐歡也觀察到了“體育外賣”這種新業態。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通過自己的觀察，當前‘體育外賣’的消費需求呈細分趨勢，除青少年體育啟蒙，專項考試，公務員、公安、消防體測，健身私教，市場中都有存在。
“但目前，還沒有企業、機構進行很大樣本的詳細調研，目前來看“體育外賣”更多還是家長們因應試而產生的需求。”唐歡說。
在唐歡看來，如今部分城市的中考體育，除了跑步、跳繩、仰臥起坐、引體向上等傳統項目外，也紛紛加入了足、籃、排大球，乒、羽等小球進行選考。中考體育因過程評價時間拉長，考試項目增多，未來不排除家長對于體育專項的需求繼續增加。
體育生，春天來了？
“體育外賣”除了消費端有一定數量的需求外，也在持續吸引著服務“供給側”的目光。
剛開學返校不久的北京體育大學大二學生，國家一級排球運動員王詩媛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自己大一學年已在北京從事了近一年的“體育外賣”。
王詩媛介紹稱，自己平均一周能接3—5課時，一個月能有幾千元不等的收入。
“以我帶過的客戶來看，只有一小部分是小學生排球興趣啟蒙，還有一些體育單招排球特長生找過我陪練，絕大多數還是體育中考。”王詩媛表示，受一些社交媒體短視頻“攻略”的宣傳影響，有不少學生和家長認為，如果一個學生沒有很多球類運動基礎，排球是相對簡單，容易拿高分和滿分的項目。
過往接單過程中，王詩媛發現，不少體育中考考生家庭，其下單時間往往是在臨近考試前若干個月，目標顯然是“快速突擊”。“家長的訴求也是快速提升成績，所以帶球類基礎相對薄弱的中考學生訓練，確實還是有一定壓力。”
王詩媛表示，在快速摸清考生個體的素質基礎上，有時候不能急于訓練考試科目，反而是先需要花一些時間，通過不同形式的身體訓練、敏捷性訓練，讓考生綜合提升球感、人球位置的空間方位感，逐步對于考生應試的科目成績進行提升。
“球感訓練等方式打好了基礎，應對考試就更順暢自如。”王詩媛說。
在王詩媛看來，作為“上門經濟”的細分領域，“體育外賣”的確可以拓寬體育專業學生就業的渠道，自己身邊不少同學都在利用課余時間，以不同頻次進行接單，甚至有一些已經畢業的學長也進入了這樣的領域“輕資產創業”。
畢業于廣州體育學院的前田徑十項全能運動員，在南寧市從事“體育外賣”兼職的高進進教練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隨著中小學生開學，部分家長購買服務的時間都是在上學、工作8小時之外，“體育外賣”給予了服務者靈活的就業時間和服務方式，讓自己在工作之余增加了兼職的可能，從而提升收入。
中國新聞周刊了解到，對于職業規劃為體育教育的部分體育專業學生而言，在學業之余進行這樣的兼職工作，因積累過面對不同學生訓練的經驗，也會對未來的就業產生積極的作用。
“體育外賣”，要證嗎？
9月4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釋放體育消費潛力進一步推進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
“體育外賣”模式與《意見》第三章，激發體育消費需求深度呼應：一方面，“體育外賣”利用小區空地、公共空間等“金角銀邊”，拓展了體育消費場景；另一方面，消費者通過網絡平臺搜索、溝通、下單的全流程，與《意見》倡導的“智能化、定制化、體驗式體育消費新模式”契合。
在唐歡看來，“體育外賣”未來能否形成可觀的商業想象空間，還需要結合政策和數據持續進行觀察和調研。“從目前來看，由于‘體育外賣’普遍摒棄了大額預付費，單次付費模式更受認可，所以平臺零工模式、小團隊合伙模式預計會成為主流形態。”
“體育外賣”的主要場所為小區、公園 圖/中新圖片 中新社記者 侯宇 攝
采訪中，部分受訪者對中國新聞周刊表達了對“體育外賣”的擔憂，主要來自教練資質、場地安全隱患等方面。
教練資質方面，國家體育總局針對課外體育培訓監管，曾于2021年12月印發《課外體育培訓行為規范》，規定執教人員應持有體育教練員職稱證書、社會體育指導員職業資格證書等6種證書中的至少一種。但家長在下單“體育外賣”時往往對教練證書的不同渠道類型缺乏了解。
國家體育總局授權系統服務平臺體教聯盟CSEA（以下簡稱“體教聯盟”）負責人張海濤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針對“體育外賣”，體育主管部門、高校及各單項體育協會有必要構建多層級認證體系。
張海濤介紹稱，體教聯盟是針對專業需求和泛大眾需求，分設了教練員和陪練員“雙師”模式，其中陪練員的特點更貼合“體育外賣”。“針對陪練員的認證，我們認為更需注重實踐輔助能力，會要求陪練員首先必須持有二級及以上運動員技術等級證書，并通過運動損傷、運動心理、《中小學體育教學指導課》等課程培訓，以此確保陪練員具有訓練節奏把控、安全風險預判及應急處理和溝通的能力。”
至于場地問題，由于“體育外賣”的上課地點大部分是在小區內部，或是公園等，一些路段人來人往，車輛進出，是否適合運動，具體環境是否會導致意外傷害很難判斷。這種復雜的場地情況，當下似乎難有統一標準，只能依靠教練的經驗評判和篩選。
王詩媛坦言，排除干擾授課，讓孩子在盡可能安全的環境下訓練，確實是服務者首先要考慮的重點。“按我的經歷而言，提前和家長進行針對環境、器材的細致溝通非常重要。排球備考，有時需要支起網架，球可能會不規律飛行，如果是室外環境，需要提前視頻或踩點查看場地的地面條件、安全性以及周圍事物，判斷教學過程中可能產生的意外因素。”
即便中考體育訓練多為相對基礎的動作，沒有風險過高的難度動作，但為確保“萬無一失”，王詩媛仍然認為，付費的家長一方和平臺一方，應綜合考慮意外傷害保險的覆蓋。
在廣東卓建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律師、體育文娛法律研究中心主任丁濤看來，因為“體育外賣”模式存在單次授課時間短、單次結算付費的特點，雙方往往不會簽署細則多的規范合同，很多人甚至采取現金、轉賬交易。因此，如果出現糾紛后，維權難度較高。
丁濤認為，“體育外賣”本質上仍屬于體育類教培，整體上看平臺以及靠平臺接單的教練，安全保障的責任和義務更大一些。“平臺方除了需嚴格審核教練資質，建立崗前培訓與定期考核機制外，最理想的情況是攜教練一道，嚴格按照青少年特點，將相關課程內容提前向消費者展示介紹，錄制視頻教案，闡明相關訓練原理，制定相關內容標準。針對安全方面，提前協商有關事宜，盡到相關的風險告知義務。”
“在不侵犯隱私的前提下，如果可以視頻記錄授課過程，事實上對于雙方是更有保障的形式，避免日后產生較大爭議時沒有第一手記錄作為判定的證據。”丁濤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