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春玲

隨著現代化進程加快，市場化、工業化、城鎮化快速推進，社會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動，利益格局發生了深刻調整，思想觀念發生了深刻變化，人民群眾在生活水平得到極大改善和生活品質得到提高的基礎上，其維權意識、民主意識、法治意識不斷增強，國家的社會管理向社會治理轉變勢在必行。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同時提出創新社會治理體制。“管理”變成“治理”最核心的變化是治理主體的多元化，即從傳統的國家或政府計劃體制下的行政管理向黨領導下的政府主導、社會協同和公眾參與治理轉變。在中國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過程中，群團組織是社會治理的重要力量。2015年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黨的群團工作的意見》指出：“群團組織是創新社會治理和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力量。”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指出，發揮群團組織和社會組織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而且要求拓展群團組織和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渠道，強調在國家社會治理中群團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制度化和常態化。

2022年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中國人權發展道路進行第三十七次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學習時指出：“要發揮群團組織優勢，促進婦女兒童、老年人、殘疾人等特定群體權益更有保障。”具體來講，群團組織作為社會治理現代化的一支重要力量，要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理念，充分發揮在服務社會、反映訴求和化解矛盾方面的優勢作用。

發揮群團組織服務社會的優勢作用

各種群團組織誕生于相應的社會群體，服務好特定的社會群體、維護好特定的社會群體利益是群團組織的天職。從“治理能力現代化”角度來看，需要強化群團組織參與服務和治理的意識，鍛造群團組織共建共治的能力，以彌補公共服務的市場“失靈”與政府“缺位”，形成社會治理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格局，這需要推動傳統的群團組織向現代公共服務型組織轉變。

同時，政府在轉變職能和簡政放權過程中，將一些民生服務項目打包向群團組織招標，購買其公共服務，群團組織要把聯系和服務特定群體作為自己工作的生命線，努力去除“機關化、行政化、貴族化、娛樂化”現象，增強群眾觀念，多為群眾辦好事、解難事，例如有針對性地開展創業就業、心理疏導、大病救助、法律援助、婚戀交友、居家養老等服務，特別是要做好對困難職工、留守老人婦女兒童、農民工、殘疾人等群體的幫扶，維護和發展群眾利益，切實保持和增強群團組織服務群眾的功能，鞏固黨執政的群眾基礎。

針對婦聯基層工作覆蓋面不夠、服務力量不足、服務形式和內容單一、凝聚力吸引力不夠等突出問題，2016年9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全國婦聯改革方案》，明確了婦聯基層組織改革的重點是：創新基層組織設置，擴大組織有效覆蓋；拓展婦女之家建設，增強服務功能；加強對女性社會組織的培育、聯系和引導，凝聚社會組織力量為婦女兒童提供專業服務；與其他基層群團組織資源整合、優勢互補，形成服務群眾的工作合力。在現代化發展新階段，婦聯基層服務工作應根據婦女群體需求的變化，不斷拓展服務內容和創新服務方式，充分運用互聯網和新科技的發展，加強女性網上創業創新指導服務、網上維權服務、網上家庭服務、網上公益服務等，實現服務資源優化配置和精準有效供給。

發揮群團組織表達訴求的優勢作用

維護群眾的合法權益是群團組織的基本職能之一。

首先，群團組織作為黨和政府聯系群眾的橋梁和紐帶，其政治性決定了他們能有效地進行體制內的溝通。2015年，《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黨的群團工作的意見》強調指出，地方黨委應該注意聽取上級群團組織意見，加強溝通協調，形成工作合力；各級黨委常委會應該定期聽取各群團組織工作匯報，每年都要專題研究群團工作；建立黨委群團工作聯席會議制度，協調解決問題，推動工作落實；地方黨委有關工作會議應該請工會、共青團、婦聯等群團組織主要負責人參加或列席等。《意見》的規定，進一步為群團組織參與公共政治生活、為群眾反映訴求、參與公共服務提供了制度性與合法性空間。

其次，群團組織來源于群眾、扎根于群眾，能夠廣泛聯系和直接服務群眾，及時有效回應特定群體的社會關切。目前我國有全國總工會、共青團、婦聯、工商聯、科協、文聯、作協、僑聯、法學會、貿促會、殘聯、紅十字會、中國外交學會、宋慶齡基金會等20多個群團組織，基本涵蓋了我國各行業、各領域的人民群眾。在黨的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百年奮斗史中，群團組織是黨動員群眾、聯系群眾的橋梁和紐帶；在現代化發展的新階段，群團組織更能充分運用長期以來積累的聯系群眾的工作經驗，進一步協助黨了解群眾需求，反映群眾愿望，有效服務群眾，擴大黨的群眾基礎，鞏固黨的執政地位，適應新形勢下社會治理的需求。

最后，切實維護群眾權益包括生存權、發展權等。群團組織在維護特定群眾民生權利方面有著特殊的優勢作用，例如，在改善群眾就業創業方面，婦聯組織協助黨政部門做好就業和再就業工作，消除就業中的性別歧視，保障婦女的就業權；在社會幫扶救助方面，工會、共青團和婦聯組織加大對相關群體幫扶救助力度，最大限度地覆蓋困難群體和急需救助的群體，在社會民生建設的精準化服務方面成為中堅力量。

發揮群團組織維權和化解矛盾的優勢作用

2014年1月7日，在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處理好維穩和維權的關系，要把群眾合理合法的利益訴求解決好。也就是說，維權是維穩的目的，在某種情況下，維護群眾的合法權益比維穩更重要，因為只有群眾的基本權利得到有效的保障，從源頭上化解矛盾，才能實現更有效的維穩。

群團組織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維護和保障特定群體基本的生存權、發展權的基礎上，不斷拓展人身權、財產權、人格權的保護范圍，全面保護特定群體的經濟、文化、社會、環境等各方面權利，不斷促進特定群體人權法治化建設，提升人民群眾法治化保障水平，增強群眾的安全感。婦聯組織在貫徹落實男女平等基本國策、推動完善保障婦女兒童權益的法律政策體系以及推動反家庭暴力法實施落地等方面發揮著特殊的優勢作用。工會積極幫助、指導工人與用人單位就勞動報酬、工作時間、休息休假、勞動安全衛生、保險福利等方面依法訂立和履行勞動合同，并與用人單位建立集體協商機制，切實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

當前，我國進入社會矛盾多發時期，并呈現出矛盾糾紛主體多元化、利益訴求復雜化、糾紛類型多樣化的新特點和新趨勢。以往單一的矛盾糾紛解決途徑無法適應新的形勢，為了及時回應群眾訴求，有效化解社會矛盾，中央要求健全社會矛盾糾紛多元預防調處化解機制，強化人民調解作用，形成人民調解為基礎、以行政調解為主導、以司法調解為保障的“大調解”的工作格局。群團組織在矛盾糾紛人民調解方面有著特殊的優勢和作用。

例如，婦聯組織通過有益的家庭家教家風建設，積極協調關系、化解矛盾，發揮家庭家教家風在基層社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工會以工會法、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等為依據，在協調勞資糾紛、維護勞動者權益方面發揮著獨特的作用。社會矛盾糾紛“大調解”工作格局的形成是我國社會治理及時回應群眾訴求、社會治理關口前移和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舉措，群團組織在推進矛盾糾紛人民調解工作中可以大有作為。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科社教研部教授）